*网易财经智库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60s要点速度:1、明年的
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低速增长,所有主流的国际机构研判都是如此,意味着对
我们出口的外需会降低,我们需要进一步稳外贸,继续外部市场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上有所改变,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明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赖于内需。2、百年大变局有5个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同时争夺技术制高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第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第四,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的博弈日益激烈。3、在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时期,要怎么看?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挑战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正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践,我们谋划中国的发展必须放在全球的视角下,全球的背景下,而且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我们看国际国内的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我觉得是两个维度或两部分大的内容。一部分内容是结构性变化,也就是现在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长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很深入,我们天天身在其中反而麻木了,感觉不到它,但我们要进行研判要特别分析它。另外,短期经济形势的波动,它们相互叠加在一起,周期性的经济形势和结构性的长期的变化,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发展的经济环境,当然没有讲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等更复杂。中央对国际环境有个总体的判断,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界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开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简单解释“两高两低”。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出现高的物价,首先是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疫情以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发达经济体出现了比较高的物价水平。为了应对这个高物价,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连续多次提高了利率,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欧盟,抑制高物价。尽管物价水平从高于10%到了最新公布的百分之七点多,有所缓解。当然有人说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和七八十年代的滞胀相比,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不具有产生滞胀的基本条件,物价会回来,但它的代价是经济增长,也会因此而降低。对我们来说,短期来看,外需会不振,这两年我们外贸增长数据非常亮丽,今年尽管出口增长比去年低,但顺差又保持了高速增长。前11个月,来自外部的顺差对我们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贡献大概在一个百分点以上。明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低速增长,所有主流的国际机构研判都是如此,意味着对我们出口的外需会降低,我们需要进一步稳外贸,继续外部市场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上有所改变,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明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赖于内需。百年大变局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也是它的基本特点: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同时争夺技术制高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第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特别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争夺全球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第四,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第五,中美的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的博弈日益激烈。除了信息技术以外,美国现在在关注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航天、深海等等,这一轮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为龙头、为牵引,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创造出很多新的经济形态,无论是在国内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业态,还是跨境,比如跨境的服务贸易等等,相应的也会破坏新的规则。新技术革命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从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革命、半导体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其实决定了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把握住了机遇,有可能脱颖而出,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对中国来说,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仅说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经济,不仅仅我们产业的变化,传统产业是不是得到改造、提升。放在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其实是决定整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正是如此,现在世界主要国家都看到了它的重要性,都在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上开展激烈的竞争,比如美国出台了“芯片法案”,主要针对数字领域,大力度的吸引包括其他国家的,最近有新闻报告有亚洲的新晋企业向美国搬迁,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补贴等等。美国为代表为大力度的产业政策在全球新技术革命中力争抢得先机,这对全球的规则带来很深刻的影响,对全球的产业链,也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美国以外,我们看到英国、法国、日本等等主要的这些国家,都有相应的针对数字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半导体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和产业政策。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本来全球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一种结果,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供应链一直在调整,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人工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所以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疫情以后、中美贸易战等等因素的作用下,有所区别的在于,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全球工业的调整主要追求的是效率,大家都在追求效率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忽视了效率会被市场淘汰出局,以效率优先,甚至唯一的考虑。但疫情以后,供应链的稳定性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多的注重供应链的安全。我们还能看到全球化的变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系,所以公平的考虑也开始在一些国家的供应链调整中上升。所以,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从以往效率优先性变成效率、公平、安全并重,公平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调整就会有多元化、断链化等等趋势。同时,西方出于对中国的打压,强调到岸外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绿色转型加速推进。恩格斯曾经说过,人类对自然的每次破坏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应对当时的环境污染,今天在发达国家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治理,但人类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所以,今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碳和治污是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共识,到行动,经过几十年,已经在迅速推进,制定了不同的国家但有区别的责任,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时间目标,我们的双碳目标是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体现了各个国家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的责任,对我们来说,也是转变过去发展方式的一个内在要求。绿色转型对全球的经济结构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能源结构,包括钢铁、石化、水泥重排放的产业,甚至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影响,转变成一个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转型压力是很大的,压力涌现的同时也有机遇。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围绕着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经历了好几轮,从冷战结束以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经历了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危机本身带来的冲击需要修复、消化。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整体提高人类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公平因此而上升。一些国家把收入差距扩大忽视了国内决定性的影响,更多把它归结为全球化,这样很多国家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所以,今天我们再看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停滞化,无论用各种指标衡量的全球化,贸易、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及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都相对停滞,同时,又出现了政治化的新特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全球化的影响在上升。还有集团化,特别是美国和它的所谓“志同道合者”拉小圈子。安全化,除了注重效率以外,也注重安全,在有些时候还把经贸武器化。在制定规则方面,1945年以后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多边平台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1995年以后,多边经济治理平台在新的规则制定中成果不显著,它的三大功能:规则制定、贸易政策的监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总体效果不佳。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新的平台,一个是在多边体制内部,逐边协议,另外一个是风起云涌的区域贸易合作平台,90年代初的时候全世界才有20多个,现在350个,它已经成为了制定新规则的新平台。同时,制定的内容体现出了数字化和绿色化,还有后边境措施化趋势。中美的竞合关系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激烈。从美国来说,一方面为了维护本国的领先、霸权,一手支持本国的技术创新,这就是美国讲的投资、联盟、竞争。另外一手就是围堵中国,防止中国的追赶。无论是在双边、区域、多边层面上,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双边领域里讲脱钩,搞小院高墙,把中国作为长期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在区域,美国的“毒丸条款”,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等等,把中国边缘化。总的可以看到,美国的打压,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外部挑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刻意的围堵打压,在技术上遏制,在治理体制上把中国边缘化,发展模式上把中国另类化。第二,我们在产业链面临的两头受挤压的状况,一头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4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削弱,受到来自其他更低成本经济体的竞争。另外一头,从世界各国竞争力升级的历史来看,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价值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服务环节升级,我们碰到比我们收入更高的先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状况,这是需要我们突围的。第三,在开放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产业链的稳定运行,资源环境的对外依赖,粮食安全,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安全的问题逐渐凸显。还有国际金融动荡对我们的影响,要防范金融领域的安全等等。在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时期,要怎么看?综合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挑战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我们需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头。(整理自隆国强于12月17日在“《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上的发言,演讲主题是“百年大变局与高水平开放”,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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