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11月15日电(编辑史)在担心通胀失控的背景下，欧美央行在2022年全年继续推动货币政策向抑制经济方向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再次濒临衰退，股市的动荡吸引了许多投资者将目光投向近两年异常火爆的大宗商品市场，试图寻找机会搭乘下一趟“康博列车”。

需要说明的是，与经济增速不时陷入衰退不同，大宗商品的周期显然要长得多。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从1899年到2019年的一百多年间，人类只经历过四轮超市周期，每一轮周期都接近30年。相比之下，自二战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12次官方衰退。

(商品超级周期，美国官方衰退数据，来源:visualcapitalist，国家经济研究所)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四个超市周期都有各自的背景:第一个周期(1899-1932)与美国工业化密切吻合；大萧条后的军事扩张和世界大战一般被认为是第二个商品周期(1933-1961年)；接下来的两个周期与欧洲和日本战后的“再工业化”(1962-1995年)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6年至今)有关。

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与经济走势有着天然的强关联性，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被视为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

经济衰退期间，大宗商品的走势如何？

世界银行在今年年初发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原因和结果》一文中表示，尽管大宗商品横跨多个类别，如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和农产品，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价格共振关系。

商品波动格局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此后，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一直受全球供求波动的支配，而不仅仅是某一种重要商品的价格变化(如石油危机等。).世界银行估计，从1996年到2021年，全球需求冲击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增长方差的50%，而供应冲击占方差的20%，远高于1970年后的平均水平。

正因如此，商品在经济衰退周期中的表现也需要衡量三个因素:供给、需求和具体的市场变化。

在1975年、1991年和2020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特定商品的供应压力和全球需求的低迷都影响了商品价格。然而，在1975年和2020年期间，大规模的贸易禁运(1975年)和供应链中断(2020年)成为支撑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相反，在2009年，三个因素共同抑制了大宗商品价格。

这个逻辑也可以和货币政策联系起来。随着大量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推出，外部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进而刺激大宗商品价格走强。此时，央行通常会提高政策利率，以抑制家庭需求和消费，限制国内产出和通胀的过快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大宗商品价格自然会随着需求火爆、供给不足、地理事件限制供给等因素而上涨。以投资者刚刚经历的2020-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为例，其背后是需求的强劲复苏和全球供应链的罕见中断。

这也导致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中断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许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创下了近三年来的历史新高，或者说是近十年来的新高。因此，目前的大宗商品市场也处于历史罕见的尴尬境地:涨幅不输于之前的超级周期，但推动价格上涨的动能来自于全球央行的“泛滥”和供应链的崩溃。

“超级牛市”仍需经受衰退考验。

从Rufout/Core大宗商品CRB指数不难看出，2019年底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大致处于震荡下行周期。疫情引发的突然经济衰退对商品市场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但2020年3月底至4月推出的“央行大放水”突然提振了需求，随后引发了一波几十年未见的大通胀。

叠加今年年初乌克兰冲突对原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影响，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很多大宗商品已经走完了上一轮超级周期的所有上涨波，这也引发了“超级大宗商品周期来了”的呼声。但从这半年来的市场表现来看，这轮上涨确实是“超级”的，但与商品牛市周期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距。

以纽约铜价为例。在2000年至2011年的这一轮上涨周期中，虽然夹杂着美国的次贷危机，但在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大宗商品需求推动了多种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然而，在2020年开始的大宗商品牛市中，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供应链中断。随着这些因素的逐渐逆转，2022年铜价一度下跌超过30%，足以显示市场对需求可持续性的担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天然气、原油等大宗商品上。

简单来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拥有政府支票和低息贷款的消费者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远远超过所有可获得的供应，从而导致大宗商品进入牛市。对于后续走势，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已经摆在投资者面前:如果供求关系不再那么失衡，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撑大宗商品维持在这么高的价格？

此外，投资者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百年最大变局”的背景下，超市周期的内生逻辑是不断演进的。Marquette Associates的策略师杰西卡·诺维斯基(Jessica Noviskis)解释说，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一系列低碳基础设施，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和电池，将有助于提振铜、铝、锂、钴和镍等金属的需求，但对化石燃料行业也将是负面的。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中东各大产油国都已经有了明确的预期。早在2015年，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就表示，当该国停止生产石油时，他希望以庆祝的态度迎接历史的转折点。如果今天开始的投资是正确的，那么到那时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除了扩大石油产量，阿联酋还大力投资氢能、太阳能等产业。

两个非市场因素:“看得见的手”和“历史进程”

生活在2022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各种商品的价格往往会因为一份公文和官员的表态而上蹿下跳。除了维持国内稳定供应的初衷，大宗商品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筹码。这也给大宗商品价格增加了更多不可预测的变量。

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曾说:“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食物，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话虽如此，说出这番话的基辛格，以及声称“粮食是武器”的美国前农业部长厄尔·布茨(Earl Boots)，却在大宗商品市场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进而为美国的大通胀时代埋下了伏笔。

1972年夏，苏联外贸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和全苏粮食出口公司负责人尼古拉·别洛乌索夫率团到纽约收购粮食。恰好当时粮食市场低迷，美国缺乏苏联粮食产量的准确信息，于是允许苏联代表团从众多粮商手中购买数千万吨粮食和油籽，甚至提供补贴，其中仅小麦就占全国收成的30%。

该协议也导致了美国的食物短缺。短短一年，小麦价格翻了三倍，带动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进而推动肉价飙升。这一事件也被美国人称为“食物大劫案”。这一事件后，美国农业部开始公布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预测，以增加市场信息的透明度。直到今天，这份报告仍然是农产品交易的重要参考。

就在粮食危机余波未平之时，石油危机的爆发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减产、禁运等措施引发了更加猛烈的通货膨胀，最终形成了二战后的通货膨胀高峰。今天，当媒体谈论美国的通货膨胀时，他们经常说“40年未见的通货膨胀”。事实上，40年前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背后，很多政客都离不开以地球为背景的棋盘游戏。

在世界各国都在寻求走出疫情泥潭的今天，美国又开始想到供应链，这也为未来几年的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市场埋下了隐患。

当然，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因素——需求来源，往往与那些处于历史进程关键节点的重要经济体密切相关。

结合以上所述，维持商品长期上涨离不开需求的不断加强。这种需求往往与一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投射到现实中，这一因素也将决定当前的大宗商品繁荣是否只是昙花一现。

著名的大宗商品记者哈维尔·布拉斯(Javier Brass)和杰克·法尔(Jack Farr)在他们的著作《交易的世界》(The World of Trading)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嘉能可关联公司斯特拉塔(Xstrata)的负责人戴维斯在2001年6月27日断言，大宗商品价格即将触底。

此时，距离美股互联网泡沫破裂最惨烈的时刻刚刚过去一年多。虽然美股的“市场底部”要到2002年底才会到来，但大宗商品的企稳和复苏早在2002年初就已经发生。

戴维斯选择这个完美时机的主要原因是他几个月前刚刚访问了中国。当他见证中国家庭开始购买冰箱、洗衣机等电器，猪肉、家禽被加入餐桌，一些直辖市开始快速推进基础设施规划时，他断言中国即将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宗商品需求将快速上升。

戴维斯成功押注的背后，底层逻辑也很简单:消费者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才会把钱花在食物、衣服等基本必需品上，政府没有钱进行大规模投资；人均GDP达到富裕国家后，消费者会追求更好的服务消费，同时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也变得完善，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并不大。只有那些人口基数大，还处于“脱贫奔小康”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希望支撑不断增长的商品需求。

因此，商品市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尤为敏感。目前，人口接近或超过1亿的国家有15个。除了美国和日本，都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制造业巨头中国和人口多基数低的印度(2021年人均GDP 2277美元)之外，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人均GDP都攀升到了4000美元的门槛。因此，在明年可能出现的下一轮全球经济衰退中，这些国家的经济韧性也将是大宗商品市场走势的重要参考。